吴叶林 崔延强 | 建设高等教育学一流学科的逻辑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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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高等教育学在潘懋元等老一辈学人的带领下实现初创，四十年来学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学科学术创新、人才培养、学科社会服务等功能日渐凸显。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推动高等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面临学科定位模糊、学科范式依附、学科研究经验化、学科成果转化乏力等多重阻滞。建设一流水平的高等教育学科要统一生成逻辑与建成逻辑，推动学科创新与学科创业相衔接，传统与现代相呼应；要在增强学科自信的前提下，超越经典学科范式，将学科学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作为学科实力提升的重要手段，夯实学科治理机制与治理能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一流学科；困境；逻辑；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质量诉求日益强烈，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价值与功能渐趋彰显。与此同时，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遭遇一定窘境和危机，“部分高校对一些学科实力较弱或难以为‘双一流’建设加分的学科，直接‘除名’或‘合并’，表现为一种‘二进制式’建设思维”。高等教育学成立较晚，因其“后发性”而在许多高校发展滞后成为“弱势群体”，学科地位并不稳固，学科裁撤现象时有发生，如南开大学取消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独立建制、山东大学撤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有学者甚至认为，当下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已不是过去那种发展性危机，而是生存性危机。审视当前，高等教育学发展“危”“机”并存，如何突破困境、化“危”为“机”，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学科内涵与功能，探寻学科发展的深层逻辑，综合多维推进学科高水平建设，以一流的高等教育学科助推和服务“双一流”战略落实。

一、高等教育学再认识：知识结构与学科功能

学科形成基于知识分类与制度化。学科知识与学科功能高度统一，学科知识范畴决定了其关键使命和核心能力。厘清学科知识、明确学科功能是高等教育学建设一流学科的逻辑起点。

（一）高等教育学的知识范畴 

高等教育学成为教育学二级学科以来，学术界一直在推动学科理论建构，这其中就包括了学科知识体系的划定。厘清一个学科的知识边界，就静态而言我们可以从学科教材中察知，就动态而言学科接班人的知识生产呈现了学科边界的拓展方向。

1.学科教材的知识呈现。教材是学科知识体系的高度凝练。近四十年来，我国学者出版的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教材大约20余种。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高等教育学科关注的知识范畴，笔者大致整理了12本经典教材，通过对章节目录高频词汇进行整理，发现以往文本多以“原理”“课程”“教材”“教师”“学生”等作为该专业核心的知 识范畴（见表1）。潘懋元先生1984年出版的《高等教育学》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专业第一部系统著作，此后业界继续出版了《新编高等教育学》《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等，此类教材代表了我国早期高等教育学的经典文本。以最具代表性的1984年版《高等教育学》为例，学科知识安排大致为高等教育本质、目的、教师、学生、课程、教学、评估等，这与普通教育学具有一致性，“他们以教育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为范本构建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其成果主要表现为系列高等教育学教材，且与教育学教材体系基本对应”。十余年后修订的《新编高等教育学》进行了适当调整，增加了关于大学职能、高等教育结构、高校社会服务、校园文化等反映高等教育属性与特色的知识范畴。2010年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学导论》仍在沿用这一知识框架，包括大学功能、大学理念、大学德智体美、大学课程、大学教学、大学校长、大学管理等要素，体现了对核心知识的坚守。

2.学科接班人的知识生产趋向。博士学位论文是学科接班人培养及学科知识生产、创新的主要途径，论文选题较大程度折射了本门学科知识体系构成和动态演化。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生产的主力军是高等教育学博士群体。1990年，我国第一届高等教育学博士邬大光、王伟廉毕业于厦门大学，他们分别对教学和专业课程进行深度研究，从其学位论文题目《高校教学改革四十年的理论研究》《高等学校专业与课程改革的理论研究》可以看出，选题从高等教育学的核心范畴出发，凸显了高等教育学初创时期理论建构的急迫性。迟景明教授总结认为， 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前沿领域和各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大学、大学生、人才培养、大学制度、民办高校、大学教师、大学文化等8个方面。这一研究结论系基于1990年至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得出。笔者基于知网数据库获得2013年到2019年学位论文数据，通过主题词频分析后得知，近6年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迟景明教授的 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其8大主题仍然是研究的重点，同时也体现了多样化趋势，更加关注高等教育运行发展中实践问题的解决和论证，如大学国际化问题、道德教育、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质量、一流大学、毕业生、学术、治理等都是学科知识生产与拓展的重点。

综上分析，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一方面具有与教育学相似的逻辑体系与知识结构，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传统学科教材知识安排与设计中，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上也同样沿袭着学界早期框架，只不过沿着这一结构学界将学科知识生产置于更加具体的时代问题中。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范畴主要由核心范畴、相关范畴和边缘范畴所构成。核心范畴是支撑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和基础，具有不可或缺性，这与教育学一级学科知识体系一致，如学校、教师、学生、管理、课程、教学等，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这类要素是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的核心。相关范畴是服务于核心知识而产生的概念系统，如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史等，这些知识大多是对核心知识体系的延伸和深化，是高等教育学核心知识与相关经典学科知识的融合交叉。此外，高等教育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构成，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政治、科学进步等都有高度相关，因此，如科学学、知识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法学、道德教育等可以视为高等教育学学科的边缘范畴。

（二）学科构建的功能指向 

高等教育学之所以获得学科身份，一方面是因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得国家对各级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诉求更加强烈，社会进步日益 依赖高等教育系统。规模扩大和功能凸显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建立的重要社会背景。基于学科缘起及其知识范畴，高等教育学的使命体现在四个方面：

1.培养高等教育专门人才。高等教育学在成为学科之前只能算专门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专家根据自身学科背景、学术积淀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探索高等教育发展逻辑与规律，提出高等教育 改革方案。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学问研究形式存在研究力量分散、不够专业的问题，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人文社科学者并不擅长于教育研究，普通教育学的学科专家也并不擅于高等教育研究，因为他们并非专门研究者，对高等教育的关注或是自身知识体系生长的一种延伸，或因个人兴趣，或因工作需求等。因此，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国家有必要建立专门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就我国人才培养体制而言，唯有建立学科、纳入学科专业目录才能为制度化的人才培养奠定基础，因为成为“正规军”意味着资源、人才培养、队伍建设获得长效保证。1983年，高等教育学正式进入目录体系，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依据。自此，我国正式开始培养高等教育学的硕士、博士，为高等教育治理能力提升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奠定人才基础。

2.开展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高等教育学学科自建立开始便遭受质疑，“高等教育是否需要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研究一定就是‘学’吗？”诸如此类的质疑不绝于耳。这从深层上体现了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极其脆弱和不完善。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概念体系，库恩“三独特”学说因此成为学界审视和分析学科发展的重要依据。高等教育学学科成立时间晚，其所涉及的学问领域又相当宽泛，不仅需要课程理论、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等教育学知识支撑，同时也涉及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高等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使得其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等都不独特，这种对其他学科的依附意味着本学科理论体系构建任重道远。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一直处于完善过程中，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以及高等教育的不断变革，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必然伴随实践改革不断创新，继而丰富和调适传统的学科理论。 

3.解决高等教育实践难题。高等教育运行是一项复杂活动，其每次进步都会受到制度的或非制度的、文化的或历史的、经济的或社会的诸多条件制约、影响。大学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中心，不仅意味着大学功能的延伸，同时也说明了大学利益相关者更加多元，大学与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在这种背景下，大学运行的问题无疑会增多，阻碍高等教育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同样会增大。就外部而言，我们要理顺高等教育与不同主体要素之间的关系（如政府、社会、行业等），提升高等教育外部治理的效能，保证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国家发展；就内部而言，我们需建立有效的内部治理体系，理顺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学术的、行政的、政治的、民主的主体等），最终保证和促进大学使命的履行，而所有要素均需要专门人才开展专门研究。在满足政府高等教育决策能力提升的同时，高等教育学还可以促进高校开展面向自身的改革，促进高校治理能力的提升。 

4.凝练和创新高等教育理念。高等教育理念是高等教育运行发展的灵魂和精神基础，是引领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形塑大学体制机制的内在逻辑。从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到纽曼时期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洪堡时期的柏林大学及至威斯康星大学，不同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理念具有显著差异，而正是这种理念差异导致了大学发展的不同路径和模式，也形成了不同模式的大学与国家关系。高等教育理念的凝练创新是一项艰难的且专门的理智活动，高等教育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从学理、学说、学科上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成果进行深层反思和剖析，凝练出具有时代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将社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最新诉求、发展愿景融入到高等教育理念系统，创新理念内涵，以此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机制优化，促进高等教育办学实践改革。

二、建设高等教育学一流学科的现实困境 

当前，各高校立足学校学科发展历史与现实，不断优化资源配置，集中力量建设一流学科。“双一流”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建设一流学科面临诸多困境，学科发展处于一定危机之中。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学科定位仍然模糊 

学科身份明确是学科行动开展的重要前提，高等教育学学科由于研究领域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其学科身份并没有厘清。从学科点看，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布局与普通教育学相比存在较大差异，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课程论、教学论、职业教育学、学前教育学、特殊教育学等主要依托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开设举办，而高等教育学则并非如此，高等教育学学科点更多布局在综合性大学教育学院以及公共管理、政府管理、经济管理等院系。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组织既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国家创新、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所在。因此，高等教育既是一种教育现象和事实，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经济现象、科学现象。在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中，跨学科研究占有重要地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以高等教育作为选题的博士论文日益增多。在学科地位上，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存在诸多不适应。“随着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学科知识的积累，高等教育学已突破了教育学学科框架，高等教育学不 能简单地被视作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下属学科”，将高等教育学建成一级学科这一观点似乎在学界已经日益成为一种共识（刘小强、方泽强、卢晓中、李均等学者均持此观点）。事实上，无论从学科知识范畴还是学科定位看，我们的确很难在传统经典学科框架下为其找到合适位置，高等教育学学科定位不明晰将在实践中对其功能发挥产生阻滞。

（二）学科研究经验化 

以经验论为代表的认识来源探讨早在20世纪初就遭到亨普尔、奎因等否定，因为经验论无法解释认识的形成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起步较晚，学科研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表现为经验化。究其原因，一是方法问题。经验体系固然容易形成并有着不可逾越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但并非是最终的、科学的体系。归根结底，应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在经验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相对完善、具有高水平的理论，才能透过现象达到本质。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方法体系，虽经一代代学人努力，如在闵维方、陈学飞、陈向明等引领下，从科学精神倡导一直到研究范式的转型发展，成就斐然，然而总体审视，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方法体系仍不够成熟，尚未形成公认的、独特的方法系统。二是思维问题。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重宏观，轻微观。宏观研究也许是一个学科草创时期的重要特征，因为要了解和把握高等教育的整体和概貌，宏观的经验总结有着独特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宏观研究容易走向经验化的分析判断，无法通过科学方法掌握事物的具体运行，而无法进入微观领域也就意味着我们就很难获得其真相，了解其机理。此外，外部环境约束也导致了研究经验化，尤其是数据和信息的有效获得，这一点相较于中小学和职业教育更有难度。赵炬明教授曾感叹，目前大陆没有一所高校建立了足以支撑基本院校研究的信息系统，也没有一所学校愿意就工作改进而与其他学校进行数据交换。

（三）学科范式依附 

学科范式是学科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主导学科知识生产、学科理论型构的重要力量。然而，就高等教育学而言，学科建立主要来源于社会和国家的需求，具有深刻的人为性，而不是因学科理论知识体系的完善而自然自发生成。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立属于“先上船后买票”，虽然实现了学科的建制，但并未具备成熟学科的一系列身份要件。在实践中，高等教育学表现出对其他学科范式的依附和盲目比照，具有同质化特点。它一方面依附于教育学学科范式，按照教育学的核心价值、理念、概念系统进行学科理论构建，另一方面在某些研究上又依附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而事实上，它们又 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是关乎人的成长、发展的问题，教育学虽然日益加强量化研究，但却具有人文的底蕴；社会学、经济学则是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更强调实证。一直以来，高等教育学学科范式的价值取 向在两者之间徘徊游离，这种模糊性对学科研究、学科人才培养以及学科社会服务产生了深层影响。这种学科范式的依附无疑与库恩提出的经典学科理论相悖，致使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并没有自身的独特范式，其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或依附于教育学建立，或依附于相关成熟学科提出。学科范式的同质化无疑削弱了学科的独特性，成为学科合法性的一种挑战。当前，人类知识形态正由“现代知识型”向“后现代知识型”转变，高等教育学学科范式尚未系统建立就面临转型，这无疑增加了其构建的复杂性。

（四）学科成果转化乏力 

毋庸置疑，高等教育学学科较好地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宏观层面为国家高等教育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持，然而其服务高等教育实践的功能远未达到理想状态，理论成果转化尚需进一步强化。总体来看，高等教育学学科成果转化乏力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学科发展阶段局限。高等教育学因社会和国家需求成立，但在实践中由于其处于学科发展初期，学科知识体系、组织体系并不完善。在知识体系上，有学者甚至认为高等教育学严格来说是对普通教育学的移植，“高等教育学＝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实践”；在组织体系上，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职能繁杂不专，绝大多数均挂靠于行政部门，专业化水平低，定位模糊，学科组织难以为院校发展提供高效支撑。对此，严文蕃教授概括为“研究成果少、实践效果差”。二是转化机制不 健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高度计划指令式的管理机制，资源配置、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甚至院校布局等均按照行政指令进行。直到今天，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仍然未能革除，甚至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潜移默化存在于高等教育运行中，这种行政性思维或依赖经验的治理削弱了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服务诉求。不仅如此，“高教研究成果转化为高等教育生产力，要经过一般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即高教研究成果由高教研究部门向决策、管理、教学部门运动的过程”。作为一种软性成果，其能否作用于实践，实践效果如何，弹性较大，难以评测。

三、高等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的逻辑基础 

逻辑是形塑一流学科发展路径的根本力量，只有对逻辑的深刻把握才可能引领学科建设在正确的方向上行进。建设高等教育学一流学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发展受多重逻辑支配。

（一）学科生成与学科建成相统一 

学科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复杂的知识系统同时也是社会建制的重要组成，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学科的形成、发展、成熟甚至“一流”既是内在知识演化所致，同时也受外部力量的轨调建构。作为一种生命有机体，学科是自我生成与外在建成的统一。在此意义上，建设高等教育学一流学科需把握两个关键。

一是守正创新，促进学科自我生长。学科是自然成长中形成的知识群落，从问题形态、研究领域形态走向基本研究范式形态，高等教育学最终成为人类知识体系的分支，根本上因其对内在知识与规律的不断探寻求证，学科知识、学科范畴等正是在潘懋元等一代代学人努力下逐渐走向自我丰富和完善。基于生成逻辑，我们要构建保障学科独立生长和专注真理追求的外部环境，优化学科权力与制度体系，形塑学科发展的独特文化价值和生态，遵循高等教育学知识生产和创新规律。二是融入现实诉求，推进一流学科协同建构。学科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具有诸多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学是否一流不仅需要学科专家认同，同时也要国家认同、社会认同和国际认同。因此，我们建设一流学科不能完全依赖学科自我生长，还必须强化国家政策、社会舆论、大学规划、市场需求等对学科发展的引导和促进，为其发展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制度保障、平台保障。总而言之，高等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要以生成逻辑为根本，以建成逻辑为引领，既重视外部要素 推动，更重视自身创新推动，与此同时确保两种逻辑在实践中保持合理张力和平衡。

（二）学科创新与学科创业相衔接 

学科创新主要指学科的学术创新，指向专业知识生产。当前，高等教育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地位凸显，学界对高等教育的关注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学科知识生产主体日益多元，生产情境更加复杂，生产形式更加灵活。学科创业主要指学科知识的迁移与应用，即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推动社会、公共机构以及个体组织进步的能力。伯顿·克拉克针对欧洲创业型大学的研究指出，传统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文学等，在市场逻辑及“应用性”需求中虽然无法获得较多资源，但是在“企业化精神”的刺激下，如果能改变价值观，加强合作意识，也可以争取更多资源，从而增强其竞争力和发展特色， 强化其学术研究地位。学科创新与学科创业是形塑一流学科能力的两大基石，学科创新面向学科创业，是学科创业的基础，学科创业也能反哺创新，促进学科创新更加契合外部需求。一方面，坚持理念创新，在学科建设中融入创业精神。高等教育学受体制机制以及学科发展水平局限，其学科贡献并不突出，学科创业是其提升学科能力、增强学科贡献和获得学科资源的重要途径。不过高等教育学学科创业并不等同于商业创业，而是赋予一种进取精神。另一方面，超越传统学科创新的理论化倾向，主动对接市场、对接国家战略，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 学科研究范式，提升学科知识生产实践性，将学科支撑高等教育发展能力、解决高等教育问题的效能作为评价核心。正所谓有为才有位，高等教育学学科功能的发挥是其形塑一流学科的根本。

（三）扎根传统与面向现代相呼应 

作为学科建制的高等教育学在我国成立较晚，但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问领域却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学者关于大学问题的探讨与追问大致都可以纳入其中。源头上，中国高等教育具有悠久历史，朱熹考证自夏、商、周开始即划分为小学与大学，承担高等教育机构角色的书院在中国更是历经千年，形成了诸多经典办学思想。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认为，“传统书院教育注重品格养成，师生关系密切，重视因材施教，强调学生自主学习与教师精神引领”。王志刚教授认为，书院教育的“创新精神、自由精神、德育精神、治学精神”为今世大学提供借鉴。一流学科建设要扎根中国大地，高等教育学作为大学研究的专门化和制度化领域，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尊重传统文化中大学的核心价值。因之，一是要强化传统高等教育经验研究，完善和丰富高等教育学科知识与理论体系，推进传统文化中有益经验融入当代高等教育研究；二是高等教育研究要与传统文化心理相契合，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和运行机制相异，其内在文化心理模式并不相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构要遵循传统文化精神要义，形塑中国文化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此外，要结合现代社会诉求和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提升传统文化现代适应性。当前不少国内高校希望通过复兴古典书院促进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但在实践中过于重视其“形”而忽略其“神”，书院建设面临“改革共识难、书院和学院协同难、教育功能发挥难、导师制推进难”等现实困境，基于书院传统的人才培养改革往往很难取得实效。

四、建设高等教育学一流学科的推进策略 

知识社会的到来使得高等教育日益成为社会进步的依赖，高等教育学的价值也越来越凸显。立足当下，推进高等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要采取综合路径。

（一）重申学科价值与功能，增强学科自信 

在一流学科建设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存在裁撤的现象。学科点的撤销意味着学科发展丧失了基本的制度保障，这与当前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诉求相悖。事实上，在功利化的学科评价体系中，高等教育学学科点的撤销是一种正常的学科调整现象，不仅高等教育学存在裁撤，各学科都有裁撤。高校根据自身学科布局和态势合理增减是优化学科体系的重要策略，对此，我们要端正学科立场，增强学科自信。这种自信一方面来源于学科自身的独特价值与功能，另一方面来源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当前，高等院校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学相比，无论是功能、组织系统、管理模式还是利益相关者都渐趋多元，“多元巨型”是现代大学的重要特征，高等教育的进步已经不能完全依赖个体或集体的经验，高等教育每一步改革都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的保证。因此，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通过一流的高等教育学人才培养、学科研究和学科服务促进国家高等教育进步，这是尽快落实高等教育强国，满足社会和国家知识需求、人才需求的可行路径。此外，任何一门学科的创建都要经历不同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学的建立与成熟也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对此我们要辩证对待，不能因为学科尚未成熟而质疑其存在的价值。增强学科自信就是要求我们超越学科合法性质疑，强化学科意识与学科立场，在明确学科功能的基础上持续推动高等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

（二）超越经典学科范式，赋予交叉学科地位 

高等教育学自创建开始就不是一门纯粹的教育学科，而是一项涉及诸多学科要素的交叉领域。传统经典教育学核心知识并不能妥善解决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所有现实问题，推进高等教育学发展有必要超越经典单一学科模式，按照交叉逻辑促进学科建设。一是在人才培养上，鼓励学科交叉。高等教育学研究生教育必须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实现更深度的互动和交涉，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工程科学研究方法训练，为高等教育发展奠定智力基础。二是创新学位授予机制，授予交叉学科学位。事实上，基于经典学科的人才培养已经开始落后于知识社会情境，诸多学科都在要求突破传统单一学科框架，突破人为设计的僵化知识边界。以美国为例（CIP2001），学术学科群中除设有人文学科28个、社会科学39个、理学35个外，另外单独设置了22个交叉学科，授予专门的交叉学科学位，而没有争论这些新兴学科归属哪一传统学科。三是在学科知识生产上，强化交叉研究。高等教育学是多学科关注的领域，其实践问题也并非某一学科所能解决，高等教育学的知识生产具有现代知识 生产模式的跨学科和超学科特征，赋予交叉学科地位、以应用为导向是破解争论、明确定位的可行路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以上“交叉”的前提是确保传统教育学知识的核心地位。教育是学科交叉的底色和根本，一切交叉行为要么基于高等教育，要么服务于高等教育。

（三）加强学科学术创新，促进学科成果转化 

学科创新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障碍，落实高等教育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水平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智力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仅要加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创新能力，更要促进学科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一是大力推进院校研究，创新传统高等教育研究所功能与运行机制，促进学科创新成果服务学校决策，鼓励高校按“基于学校、服务学校”的原则成立院校研究组织，创新组织成员构成，丰富学科结构，在身份上吸收学校管理者加入，真正将院校研究机构建成既具备高水平产出，又能快速促进成果转化的专业化决策咨询机构。二是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创新成果服务国家和地方决策。应建立学科专家与区域高等教育决策机构、国家高等教育决策机构之间的纽带联系，如依托高等教育学学科专家组建区域性或全国性的高等教育发展智库，通过智库旋转门机制提升高等教育政策的科学水平。三是加快高等教育治理机制创新，推动管办评分离，为学科成果转化开辟空间。“管办评分离的实质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引导社会参与高等教育管理，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管教育、高校办教育和社会评教育的治理体系。”传统高等教育治理经验化、行政化阻滞了学科功能彰显，体制机制的改变为高等教育功能发挥新增了空间，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

（四）完善学科治理体系，提升学科治理能力 

学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上要以学科价值为引导，构建适应学科发展的文化生态、权力生态，完善学科发展制度和组织体系等。一是形塑开放包容的学科文化生态。文化是制度和范式构建的基础，学科文化是学科成员的学科行为与学科心理孕育的价值环境，开放包容的学科文化在根本上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学科与相关学科互促共生，打破封闭的学科领地，激活学科创新活力。二是推动高等教育学科共同治理。传统学科知识生产方式是书斋式和思辨式的，这种生产机制最大问题是学科研究脱离了社会实际，依循学科内在标准，其成 果难以经受实践检验，因此学科学术创新水平并不高，其经验化的知识不能转化为推动高等教育进步的动力。共同治理要求学科创新突破书斋模式，重视利益相关者的权力诉求和具体情境问题，提升学科发展实效性；在治理主体上要顺应多元化趋势，学科发展不仅要依赖学科专家，同时也需要社会主体、企业和行业参与。三是优化学科评价机制。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水平的鉴定要从其对国家高等教 育发展决策咨询水平、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参与效果等方面考量，淡化传统的对学术论文的关注。当然，这不是否定学科理论体系完善的重要性，相反是要更加科学地推进学科理论建设和学科知识生产，通过凝练实践中形成的科学认识丰富学科知识体系。

当然，除却上述方面路径考量外，我们还需要加大学科投入。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都需要人财物，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投入是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放眼当前，各高校在审视自身学科态势的前提下对学科资源进行了再配置，大量经费将投入已经遴选的一流学科或其他优势学科，以保证其获得真正的世界一流地位和水平。高等教育学由于建立时间较晚，学科体系尚不完善、学科贡献尚未凸显，在此背景下保证高等教育学学科资源配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者：吴叶林　崔延强

作者简介：吴叶林（1984-），男，安徽桐城人，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讲师，教育部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原理研究；崔延强，西南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原文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0年第5期 P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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